黄石松:2050年中国将有5亿老人,养老不可能采用政府主导的福利模式

原标题:黄石松:2050年中国将有5亿老人,养老不可能采用政府主导的福利模式

人大国发院高级研究员黄石松

11月20日,在人大国发院国家高端智库“名家讲坛”第三期活动中,人大国发院高级研究员黄石松出席,对老龄政策在基层落地的困惑进行了分析,提出我们要解决养老服务最后一米的问题。

从2013年参与《北京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》立法工作以来,黄石松每年花半年以上的时间用在调研上,长期跟基层打交道,在养老政策的落实中有着切身的感受。他表示在调查中发现一些政策红利悬在空中。

如何解决养老服务最后一米的问题?黄石松表示,尽管政策效应正在逐步释放,但对于加速老龄化的形势而言,任重道远。老年人不肯花钱、不敢花钱;老年人容易受骗,子女有心无力,一家失能、全家失衡,一床难求等现象客观存在;同时,养老服务市场发育不充分不平衡。

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,黄石松表示,养老服务涉及多个利益主体。一方面,养老服务既是商品,又有社会属性,养老服务的供需对接离不开街乡社区制度性的安排,离开了社区居委会,老人的门都敲不开。

另一方面,街乡社区老龄工作者的责权不对等,人少事杂,基层抗风险能力特别差。“一百件事都弄得挺好,突然辖区老人发生了意外,责任谁来承担?”服务商不敢上门、不愿上门,“可能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,因为一件事,这个企业就毁了。”黄石松说。

黄石松认为,我们要重新认识老年人,重新认识老年社会和老龄化社会的治理,从政策到实践真正以老年人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。

“人口老龄化是一种客观事实,随着技术进步导致寿命延长,年轻人生育意愿下降,这个世界不可能更年轻。”黄石松说,一些国家通过移民来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,但移民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文化冲突。

他还表示,中国的特殊之处是面临人口老龄化和城市化发展的双重叠加,未富先老、未备先老,且中国由于老年人数量多、资源匮乏,不可能采取以政府为主导的福利型手段。我们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。

黄石松强调,养老服务一定是分层、分级、分类的,要做到保基本、促普惠、放市场、活社会。

以下为黄石松演讲精编:

今天的题目是“老龄政策基层落地的困惑与思考”。中国在老龄方面的实践已经远远走在理论前面,因此在老龄问题上,没有专家,只有学生。

十八大以来,中国高规格地、密集地就老龄工作推出很多政策。比如,把应对人口老龄化作为一项基本国策,出台了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,积极推进医养结合,推进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建设,推动居家社区机构的协调发展等。

怎么看待老龄化社会?

老龄问题与大家息息相关,所有人都应该去了解。政策要解决落地问题,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,解决最后一米的问题,我们才会受益。

可以看到,政策效应正在逐步释放。

老龄工作这几年取得的成绩是看得见、摸得着的。比如,财政投入增加、社会关注度提高,养老服务设施不断完善,老人出门上车、逛公园都不花钱了。但是,相对于快速发展的人口老龄化形势来说,跟过去比,我们前进了一大步,但是对于未来来讲,任重道远。

老龄化的矛盾主要体现在哪些地方?

从参与主体来看,老年人不肯花钱,不敢花钱,不肯开门。老年人容易受骗,子女有心无力,一人失能、全家失衡,一床难求、护工难找等现象频出。养老服务市场发育不充分不平衡。

从产业角度来看,养老服务非常特别,既是商品,又有社会属性,很多维权行为、服务都要通过第三方,政府、街乡社区来实现。

举个例子,一瓶水有买方卖方,按市场经济行为就可以交易。但养老服务离开了社区居委会,老年人的门可能都敲不开。

在不同的状态下,消费者行为、提供服务的供应方行为、监督、维权机制、价格的形成方式,以及双方的谈判砝码完全不一样。

比如,独居老人家半失能需要照顾服务,子女每个星期回去一次是一个状态;一个月回去一次是一个状态;在美国回不去是一个状态;没有子女又是一个状态。在没有社会化的维权机制的情况下,服务商的行为就会有很大不同,比如最后一种状态,出现虐老的概率就很高。养老服务远远超越了一般商品的属性,需要有一些制度性安排。

在这些现象后面,需要去重构理论研究。比如,养老服务价格怎么定?补贴怎么补?它的成本构成究竟是什么?

完全商品化的产品是一种定价模型,地铁、公交等公共服务是一种定价模型,学前幼儿园是一种模型。养老服务作为一种既有商品性又具社会性的产品,如果在理论上没有突破,恐怕解决这些问题还是蛮难的。

同样的,养老产业为什么发展不起来?养老方式说到根本是一种生活方式,跟社会治理紧密相联,解决养老问题,要思考老龄社会治理的问题。

从社区老龄工作者角度来看,责权不对等,事多事杂,人少钱少,基层抗风险能力特别差。

比如,只要街道社区组织活动,老人就认为是免费的。而且一旦出了问题就找社区,社区抗风险能力很差。工作很多年非常敬业、勤恳,但是一旦出现意外事件,就非常难。

同样的,为什么我们居家养老发育不起来?机构不敢上门、害怕上门。

为什么?

一百件事都弄得挺好,突然照顾老人洗澡发生了意外,责任谁来承担?责任赔偿怎么界定?可能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,因为一件事,这个企业就毁了。这些都需要社会治理机制去完善、解决。

这些现象背后最深层次问题和原因是什么?

第一,从量变到质变。我们需要重新认识老年人,重新认识老龄化社会。坦率讲,我是不了解老人的。

第二,从政策到实践。需要真正以老年人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。做到这点蛮难的,因为你对这个产品和服务的特性都不了解,你怎么知道需求点和出发点?

举个例子,我们委托某统计部门去调查社区老年人的需求,我一看第一项是电话调查的结果,我就琢磨,我每天出门就给老人说了,电话有来电显示,你儿子你儿媳妇的就接,其他都是诈骗、不要接,这电话调查怎么回事,能拿到真实数据吗?老人拿着电话,根本没在想要回答你的问题,一直在反应怎么挂断你的电话。

同样的,老人填问卷的时候跟你说,不行,我回去跟儿子商量商量,明天给你吧。瞎,准瞎。因为,家属和孩子想的多,比如收入填出去是不是少?别人家怎么填?怎么给你这点钱花,我们虐待你了?这事全来了。

后来我们开始采用集中、漫谈式的方法,把医科大学学生请过来给他量血压、搞咨询,聊着聊着老人把心里话全告诉你了。

这个例子说明什么,我们真的不了解老人。

第三,从事业到产业。需要进一步明晰关系。很多发达国家65岁以上叫老年人,中国是60岁以上。现在从北京市的平均寿命来看,女同志已经超过80岁。

人口老龄化扑面而来,而对老龄化社会的治理,我们又了解多少?我们真的需要理念、思维上有全新的改变。

按照联合国的传统标准,一个地区60岁及以上老人达到总人口的10%,或65岁及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7%,即该地区视为进入老龄化社会。2000年左右,中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,上海是1979年,北京是1990年。

我们突然发现人口老龄化成为全球面临的现象。一方面,随着技术进步,人们长寿了;另一方面,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,人们不愿意生育了。

中国人不愿意生育了,我认为主要是生产生活方式、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。现在的现象是,年轻人没有时间生孩子,他更愿意去旅游,或在虚拟网络空间里发挥个性。

所以这个世界不可能更年轻。

怎么面对人口老龄化的世界?

有的国家通过移民来解决移民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,同时移民也带来一系列文化冲突。

2019年,联合国发布报告显示人口变化的三大基本特征,全球人口缓慢增加、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和人口迁移。

中国的特殊之处是人口老龄化和城市化叠加。西方国家在完成了工业化、城市化后,出现了老龄化,已经有了一定的财富积累和保障制度积淀。而中国恰恰是伴随着改革开放,时间轴上人口老龄化加速,空间轴上大规模的工业化、城市化。因此,未富先老、未备先老。

养老实际上是一种生活方式,最根本的影响因素是房屋、土地使用制度,居住方式、社会治理方式等内容。

我们要对全民进行老龄国情教育。人口老龄化是一种客观事实,这个世界不可能再年轻。

我们心平气和把人口老龄化当成一个现象去面对,相信解决问题的方法总是比问题多。人口老龄化对全世界各种社会的结构功能和进一步的发展,其产生的影响是普遍的、深远的、持久的。

从社会治理的角度,研究公共政策一定要心存敬畏。

举个例子,老人经常跟我反映,说现在打不着车,出租车司机好的在你面前降一下速度,差的看见你加油跑。而且随着看病、挂号电子化,老人很被动。

但司机则普遍反映,中国老人打车两种情况,一种是有急事,一种是看病。

从司机的心理来看:我敢拉他吗?我就是一开出租的,我辛辛苦苦挣这点钱,万一在我车上有点啥事,谁负责。

这就是公共政策的两面性。

养老服务涉及到多个利益主体,一定要协调好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,求得最大公约数。这些都需要理论进一步突破、创新。

中国老年人口多、资源匮乏,使得中国不可能采取像北欧等国家那种以政府为主导的福利型方式。中国的基本国情,预计到2050年有约5亿老人,所以还是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。

养老服务一定是分层、分级、分类的,各得其所。这也是养老产品和服务特殊之处,所以要保基本、促普惠、放市场、活社会。

我现在强调的是,从量变到质变。根据预测,到2035年中国老年人口比例约为35%,甚至40%,现在上海户籍人口60岁以上已经超过35%了,北京是25%。什么时候会质变?我还是比较担忧的,我认为“十四五”时期是一个重要的窗口期。

一部老年学的历史,就是人类不断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。我们逐步进入老龄社会,进入中度老龄社会、重度老龄社会,而这个老龄社会会一直持续。人口老龄化根本原因,是科技进步导致寿命延长和生活方式改变导致生育意愿下降,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也要把科技进步作为第一动力和战略支撑。

我总的想法是,怎么把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结合起来,做一点有利于社会的事,但是前提是大家一定要健康长寿。所谓希望大家一定好好活着,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,好好活着就是最好的生活。(编辑/古双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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